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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米健:《比较法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4页。

另一方面，从实体内容来看，《法学基础理论》一书的基本线索主要围绕着法律起源、法律本质、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法律的历史演变以及社会主义法律的相关问题而展开。其中，1982年宪法的全面修改是中国宪法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展现了宪法学的魅力与时代使命，以此为契机，中国宪法学积极回应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为宪法修改、新宪法秩序的建构、宪法理念的启蒙以及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宪法化做出了学术贡献。

从汉至清，或者更加精准地说，从汉武帝、董仲舒时代直至19世纪末期，两千年间，中国的法学大体上维持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形成了一张相对定型的法学版图。作为自然法的仁与作为实在法的礼彼此依赖、相互协调，大体上可以代表孔子建构文明秩序的法学构想。他们以政治旁观者的姿态写下的著作及其蕴含的法学智慧，体现了先秦道家的精神实质：对政治法律现实的疏离。又能使立宪政体，益加进步，成完全无缺之宪政焉。如果不能找到这种自然法，那就是没有法律头脑了。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整体性的苏联化时代的法学版图才趋于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绘制的自主化时代的法学版图。虽然所信赖的有些不同，但其有所信赖则一。只有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最底层理论逻辑清晰明白，基于科学和有效的理论才能有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实践。

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作为法理，一国两制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绝对不是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前的与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着密切制度联系的资本主义，而是现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中所蕴涵的最底层法理逻辑所能接纳的资本主义。这就表明，特别行政区制度作为地方制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是地方制度的一般形态，特别行政区制度根据地域内的具体情况进行特殊设计。所以说，考虑香港澳门问题，如果脱离一国两制政治构想这个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就不可能科学地把握特别行政区制度建设的基本特性，也不可能给港澳特区指出一个明确的未来。

该《决定》规定：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３１条和第６２条第（十三）项的规定，决定：（一）自1997年７月１日起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三、基本法是特别行政区制度建设法理的集中体现客观地讲，一国两制政治构想体现的是一种政治愿望和政治理想，能否在实际生活得到实现，具体在什么层次、什么程度上得到实现，必须要有体系完备的法律制度载体。

宪理，讲的是如何运用政理来不断修正法理，特别是在法理出现偏差时，例如，不能在理论和实践逻辑上有效地整合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各种法律规定，无法科学和合理地解释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必须要借助于宪法理论来论证特别行政区制度背后的政理和法理。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也没有脱离法治的政治。故在特别行政区制度建设上，没有宪理，就没有科学的法理，更不可能有效地反映和体现政理的要求，必须要坚持三理同体三理合一，才能为特别行政区制度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正当性依据。

统一，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区，还保持它原有的制度、生活。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其正当性来自于以国家主权的权威为依托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形态置于主权统一的国家管辖范围内并行不悖地运行。特别行政区制度作为宪法所确立的地方制度，其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必要时设立，非必要不得设立。关于一国两制政策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指出是长期不变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

总的来说，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关键是在理论上要科学地构建特别行政区制度建设的政理、法理和宪理，正确地处理三理之间的辩证关系，建立起符合特别行政区制度建设要求的理论体系，并对特别行政区制度建设的实践进行分类和分层次的指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第一部分第四自然段将一国两制列明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显著优势之一，并在第十二部分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这是西藏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西藏社会发展和人权进步的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巨大进步。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中央和特别行政区都必须要认真贯彻落实基本法的各项规定，通过基本法所设计的各种制度来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基本法下尽心尽职，这是特别行政区制度建设的重要使命。

总的来说，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一系列法律规定以及其中所蕴涵的法律原则组成的法理使得一国两制的政理得到了制度化的保证，政理转化成了凝结在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中的法理，特别行政区制度建设有了可靠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一国两制再也不是停留在政策层面的政治愿望或者是仅仅是执政者单方面的一厢情愿，而是有具体的法律职责和法律义务相伴随的实实在在的法律实践，一国可以通过法律制度的有效控制来保证主体部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小范围内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并行不悖地有效共存。在1990年４月４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当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前，根据现行宪法第３１条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和第６２条第（十三）项关于全国人大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的规定，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首先通过了《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全国人大依据什么法理来决定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就构成了特别行政区制度赖以合法存在的宪理。邓小平和平解放西藏的经历，特别是在西藏民主改革前暂时保留原有农奴制度方面的经验，为日后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开辟了理论和实践先河。如果在实践中仅仅从基本法来看宪法，就可能把基本法视为小宪法，甚至被认为就是在特别行政区适用的宪法。只有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能够明确自身在保证宪法实施方面的职责，宪理才能讲得通、用得好。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一国两制是一种法律制度目标，而不是法律制度本身，一国两制的各种价值要求必须要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化，通过法律制度予以实现的一国两制才是真实的一国两制，因此，法理中的一国两制与政理下的一国两制存在一定的价值差异，这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为了集中阐述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理，自1982年现行宪法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

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不走样、不变形。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

不讲法理，各种具体的制度设计就成为无源之水，一国两制的价值要求就只能沦为政治臆断和空谈。这里的法理如果不从宪理上辨析，是很难说清楚问题的。

与此同时，在西藏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是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本法律，但这两个基本法律只是履行了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建设的大部分功能，并没有解决所有的法理问题，故必须要基于宪法的规定，对两个基本法在设计特别行政区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行有效的修正，使得两个基本法更好地适应实现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要求。因此，从政理的理论逻辑来看，一国两制得到了包括港澳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全体中国人民在内的所有人的拥护和支持，作为一个政治构想，在推动祖国和平统一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符合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上述决定中所提及的‘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这里的制度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政策创设的带有方向性和指引性的政治设计。

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然而，港澳基本法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本身是受到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制约的，这种制约不仅是宪法的法律效力要高于基本法，更重要的是，基本法的内容也必须要与宪法保持一致，不得抵触宪法的规定和精神。

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背后蕴涵的最底层法理逻辑是能够接纳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其他形态的社会制度的。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

在这一方面，最典型和生动的范例就是2011年8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2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从政治制度角度来看，一国两制作为一项政治制度，是以一国两制的政治目标为核心，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保障，最大限度来实现一国两制所要实现的政治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必须在特别行政区制度建设的政理、法理和宪理之间建立起科学和合理的逻辑联系，讲清楚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最底层逻辑，明确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制度建设中的政治责任、法律义务和宪法职责。具体而言，为了落实政理，中央和特别行政区都必须共同承担政治责任。二是特别行政区内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来定。从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并存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现行宪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之前，中央政府通过十七条协议很好地解决了西藏农奴制度在建国后一定时期存在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之下。

对于一国与两制的关系，邓小平在1984年10月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辟地指出：‘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邓小平还多次强调一国是本，一国之下的两制是互惠互利、相互补充的，在小范围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之后，既可以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可以根据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定出台适用于香港和澳门的特别基本法。

由此，一国两制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存在的政理就需要一系列法律制度来加以保障，以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为特征的法理就是为了使得一国两制的政理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具体的落实和实现。而从祖国统一的宪法目标来看，为了使得特别行政区制度更好地体现宪法的价值目标，在宪理上完全存在其他两种形式的特别行政区制度设计，一是在尚未建立任何特别行政区之前，由全国人大依据宪法的规定制定出台适用于所有可能成为特别行政区的地方行政区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立宪理所预想的有关特别行政区的各种法律原则、政策框架和运行机制，包括确立中央与各个特别行政区之间以及不同特别行政区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国两制方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该解释明确指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九）项的规定，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行使管理国家对外事务的职权，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属于国家对外事务中的外交事务范畴，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统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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